市場上大肆渲染全球向低碳經濟轉型將推動長期通脹的擔憂，但貨幣政策收緊將對投資組合產生更大影響。

一些觀察家指出，能源轉型本質上會引起通貨膨脹，因為公司被迫在可再生能源成本較高之時，減少對化石燃料能源的投資。

市場給這種綠色通脹貼上了標籤——環境政策對提供商品與服務成本的貢獻，這些成本透過供應鏈轉嫁到消費價格上。

事實上，有各種各樣的法規和政策會影響通貨膨脹。國際上對全球化的抵制，例如，繼續徵收貿易關稅，是對價格施加上行壓力的力量之一。

儘管疫情突顯了全球供應鏈及物流網絡的脆弱性，但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因為戰爭限制能源、金屬及糧食的獲取，延遲了復甦進展並加大了商品價格壓力，從而助推通脹。

然而，美國出現通貨膨脹問題的原因不是氣候政策，而是該國為了走出疫情影響而過度刺激了經濟。美國保持寬鬆貨幣與財政政策的時間太長了，而且現在該國勞工市場火熱。

由於需求大且供應有限，需要專門成份（如稀土金屬）的可再生能源領域可能出現多年的商品繁榮。但總體而言，我們不認為綠色通脹會是長期消費價格上漲的重要推手。

氣候政策往往會持續數十年，這意味著它們是相對價格的結構性驅動因素。然而，在總體水平上，消費者經歷持續高通脹的前提條件是主要央行允許。即使商品價格持續上漲，我們預期，整體通脹亦不會長期保持在央行目標之上。

現在中央銀行正在做的是遏制過度通脹，穩通脹預計將被放在增長之前。我們不認為，在未來兩年內，我們會討論綠色通脹，而不是美國衰退比預期更早的後果。

實際上，對綠色通脹的討論是由西方如今的局勢所引發。總體而言，亞太地區的通脹率要低得多，當地的氣候政策才處於實施的早期階段，而且對化石燃料行業沒有同樣的限制。此外，亞洲疫後經濟活動重啟的延遲導致活動水平更加低迷。

亞洲的重要性與日俱增

投資者需要考慮的一個關鍵問題是，亞太地區在實現全球能源轉型所需的技術創新中將扮演甚麼角色，以及這是否會導致反通脹。

從宏觀經濟角度看，亞太地區政府和央行的政策舉措更加審慎，人為支撐市場的意願較低。該地區的債務水平要低得多，對政府的限制較少，而且國家採取行動的能力很強。亞洲政府和公司擁有大量資金來實現能源轉型。

我們相信，亞洲公司在投資者的投資組合中將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能源轉型離不開亞洲，當地的工業污染已迫使政府採取行動。

過去十年，大量投資使技術成本大幅降低。早在2015年，印度的太陽能發電就已經比燃煤發電便宜，促使該國非常積極地投資可再生能源。

我們在亞洲公司看到了解決現實世界問題的技術創新，我們認為，這些公司值得在投資組合中佔據更重要席位。其中一些公司正致力於降低綠色氫能源的成本。

中國高污染的製造業對此最為迫切，急需新能源來治理整條供應鏈。

中國想要在綠色氫能源上復刻太陽能技術和一些風力渦輪機技術的發展道路。

我們很看好，因為只有在印度和中國等國家取得進展，才能對糾正地球面臨的一些問題產生顯著影響。最終，我們希望看到資本與創新共同發力，推動全球能源轉型。

但是，較富裕國家需要履行其幫助較貧窮國家的承諾，以免這些國家步步落後。雖然中國將繼續在降低技術成本方面發揮關鍵作用，但這需要時間，在此期間，較貧窮國家需要支持。

當然，資產管理公司對哪些能投、哪些不能投有自己的判斷標準。貧窮國家通常信用評級較低、存在治理問題或沒有完善的資本市場。我們必須設法調動資金，惠及這些國家；這需要做好權衡。

短期內，一些解決方案似乎將引發通脹。例如，電動汽車比內燃機汽車更昂貴。然而，電動汽車的相對價格降低了最多，太陽能光伏等廣泛的可再生技術亦然。

但是，如今引發通脹的力量在未來可能會是反通脹的。將來商品價格也會下跌，而作為重要的商品進口地區，亞洲將成為主要受益者。

在推廣可持續投資時，資產管理公司的職責是傳達這是一項長期決策。商品與化石燃料密集型企業表現良好，因為生產成本的上漲速度低於價格上漲速度，而這有利於盈利和估值。

與之相反的是，可再生能源公司去年的估值不時變得昂貴，因為許多企業都是成長型公司，所以，利率結構的增加導致其盈利採用的折讓率增加，從而導致表現大幅落後。

這強調了，投資者可能會在投資過程中遭遇大量變數。即使您確信中央銀行最終會解決這個問題，但從投資組合的角度來看，短期內尋求管理通脹與波動性的策略將很有吸引力。

• Jeremy Lawson與Ken Akintewe於5月24日在新加坡舉行的安本首屆可持續發展峰會上發表了題為「綠色通脹——區分事實與虛構」的爐邊談話。